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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是个领导，又是个享有很高声誉的大科学家，但是他特别纯真朴实，和蔼可亲，所以我们全所上至所长PI，下至职工学生，谈到他时都称他为“老爷爷”。这一称呼既体现了我们对他的认可与尊敬，也包含了对他亲人般的热爱与亲情。

“老爷爷”是一个科学达人

Dress教授早期是个著名的数学家，曾因创立了利用图论研究周期拼砌（periodic tiling）的方法而名噪世界数学界。后来他的兴趣转向计算生物学，又成为一名建树颇丰的计算生物学家。他超级热爱科研工作，年近古稀的他，除了热心指导年轻助理和学生做科研，自己更是亲自上阵，每天忙碌在科研第一线。他说他搞科研就是满足兴趣，满足好奇心，不仅不苦，反而其乐无穷。他曾因眼底出血而视力几乎丧失，于是他就用放大镜看论文：他坐在办公桌前拿着放大镜在书页上慢慢移动，就像一个渴望发财的人在传说中的古堡里小心仔细地探宝一样认真而执着。为了便于他处理邮件和文件，他的电脑显示器是29寸的，咋一看就像台电视机。科研是他的生命，即使在他的眼睛手术后，他也依然戴着一只黑眼罩就坐在了办公桌前，那样子像极了电影里的黑社会老大独眼龙。可他不在乎形象，他只在乎他至爱的科学。

作为一个国际化研究所的所长，他极力履行着研究所的建所宗旨，开展广泛的国内国际学术交流，力争使它成为中国与国际计算生物学界进行高层次学术交流的窗口和基地。在建所的前三年，他利用自己在本学科领域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组织了近10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了国内外近200位计算生物学及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和专家到会做报告，迅速扩大了研究所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推动了国内计算生物学研究的发展，并快速催生了一大批国际国内的科研合作项目。

Dress教授非常重视学者们之间的学术交流。研究所内每周除了有各组的组会，还有PI 研讨会，学生研讨会, 来访学者报告也是每周都有。他有时为了参加一个研讨会，甚至不顾乘坐十几个小时飞机的旅途劳苦，放下行李就赶进报告会场。他自己也经常在所内和所外做学术报告。上海生科院每年到高校做招生宣传的时候，他也会放下手中繁忙的工作，跟着我们教育管理人员奔波于各个大学为学生深入浅出地讲解学术问题或做一场报告。

Dress教授对科学的挚爱和我们澳门赌场秉承的献身科学的精神是高度契合的，他在这个环境里如鱼得水。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研究所在短短的5年时间里在《Science》、《Nature Technology》、《PNAS》等杂志上发表了100多篇SCI文章。在两次由中德联合聘请的由国际顶尖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的评估中，因斐然的成绩而受到高度评价，中德科技合作再次盛开灿烂的鲜花。

“老爷爷”是中国文化的粉丝

“老爷爷”是一个痴迷的追星族，他心中的大偶像是中国明末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农学家、水利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徐光启。他对徐光启的生平事迹了如指掌，对他的著作和贡献敬佩之至。在他的倡导下，我们研究所举办过以徐光启命名的系列学术讲座，有多位诺奖获得者来做报告；承办过“徐光启”电影比赛，为大学生和业余摄影爱好者提供展示才能的机会。他还在上海徐汇区组织的科普活动中亲自向小学生介绍徐光启，希望孩子们永远记住那些像徐光启一样的伟大科学家。我们的单位离徐光启墓（其实个小公园）大约有两公里远，他经常在休息日徒步到那里转转，每年的清明去为他扫墓。如果徐光启知道他去世四百多年后居然有这样一个骨灰级的老外粉丝在追他的星，不知他会如何感慨。

“老爷爷”还非常喜欢中国的戏曲。不管什么剧种，只要是中国的戏曲，他都喜欢。有京剧看京剧，没有京剧看秦腔也看得津津有味。每次开学术会议的时候，他都必定安排一个晚上带领那些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们自费去戏院看戏。一般是赶上什么看什么，但也绝不仅仅是外行看热闹。他总是让我们用英文把要看的剧目的大概内容讲给他听，他再到网上去搜集更详细的内容，然后讲给那些和他一起去看戏的人听。他最喜欢的剧目是有关杨家将的，《穆桂英挂帅》看过好多遍，杨家将的故事懂的比很多中国人还多。

“老爷爷”对中国的文化情有独钟。他那么大岁数了还坚持学过一段时间的中文，对甲骨文也很感兴趣。在一次学术研讨会的After Dinner Talk上，他请人来讲解甲骨文及汉字的变迁。在开场白中他用中文来致辞，他把德文发音标注在汉字上，照着标注来读。他的那段中文致辞南腔北调，一气呵成，不过在座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听后都愣了半天不知所云，中国人反映过来后笑得前仰后合，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老爷爷”对中国历史也颇有研究。他读过很多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对党史尤其兴趣浓厚，他几次通过研究所向上海分院教育基地申请给学生上政治课，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最令人惊奇的是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套插图本的《本草纲目》，他自己经常拿出来翻看，真不知他是看图还是看字。他还建议把《本草纲目》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来所访问的学者和领导。虽然也未如愿，但是他那珍视中国文化遗产的态度还是让我们非常感激的。

“老爷爷”的中国情结使他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虽然他已于2010年退休离开中国，但令人欣慰的是他买回去一套仿明家具，当坐在家里环视满屋的中国风格，他一定感觉依然还生活在中国。

“老爷爷”是一个可敬可爱之人

“老爷爷”对待科研工作一丝不苟，对待自己的生活却是得过且过。他一个人生活在上海，平时大部分时间待在所里，吃在食堂。即使在家里时，他吃得也非常简单。他在家最常吃的东西是土豆。他把土豆整个或一切二放到微波炉里转上几分钟，等土豆熟了他就用叉子或筷子像糖葫芦一样叉着来吃。他非常节俭，从不在自己身上乱花所里一分钱。每次他探亲或外出开会回来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到达机场后，会自己一个人背着一个大背包，拖着一个大箱子，先坐机场大巴到市内，下车后再换乘一路公交车到研究所。平时所里来了客人，他基本都是带着他们到院里那嘈杂简陋但价格实惠的小食堂去吃饭。就连前来评估我们、手中握着生杀大权的学术委员会的大腕们也照样被老爷爷安排在那个小餐厅就餐。他简朴但不是吝啬，他的心中有大爱。汶川地震后，他在听到消息后立即就拿出了一万元钱让研究所转交灾民，并要求匿名。那时全国还根本没有开始号召捐款。六一儿童节，他和他太太自己掏腰包举办Baby Party，为员工的小孩子提供一个玩乐、交流的机会，为孩子们创造一段美好童年的回忆。

“老爷爷”是大科学家，也是我们的领导，但是他没有架子，从不摆谱。我们的邮件他一定及时回复，我们的努力他一定不吝表扬。每天他来上班会先到我们行政办公室问候一声算是报到，下班也要打个招呼告知他的去向。他夏天脚趿洞洞凉鞋，身着宽大T恤，活活就是一个不修边幅的邻家老头儿；晚会上他亲自上阵为职工烹制家乡的红酒，一边往嘴里扔花生豆一边和学生讨论学术问题。不论什么时候，他展现给我们的就是一个随和、善良、纯真、偶尔也发飙的完全真实的他。他周围的人就在这不经意间被他的个人魅力所倾倒和折服。

“老爷爷”于2010年退休回到德国。他在我们研究所工作了5年，他的成绩不仅得到了中德合作双方的一致认可，也获得了中国政府的高度肯定。2009年，为了表彰他为上海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对外交流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上海市政府向他颁授“白玉兰纪念奖”。2010年他又获得“上海市国际科技合作奖”。

“老爷爷”——那位个头矮小，穿着随便，挚爱科学，情系中国的老人，虽然已经离开我们的视线，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他，他将永远驻足在我们的记忆里，永远记载在澳门赌场的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