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进了21世纪的门槛不久，迎来了昆明植物所七十年所庆。岁月荏苒，7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一刹那，但在我们所的历史上却是历尽了漫漫艰辛，让创业者们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对于植物所的过去是不能遗忘的。

如今的植物所，建有两室——植物化学室，生物地理与生态学研究室，一园——植物园，一库——种质资源基因库，拥有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一个科学院重点实验室，在职人员250余人，硕士、博士约270人，离、退休人员250余人，研究所的设备，园区的面貌，科研队伍的素质，科研成果之丰硕，都标志着这里已从一个小小的农林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所昆明工作站发展成为一个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的研究所。

也是在如今，站在前辈们曾经过着最简朴的生活却为植物学事业献身的这片土地上，我们会情不自禁地缅想着我们所熟悉的、曾经携手走过艰苦路程，已先后辞世的好老师、好同事：蔡希陶先生，邱炳云先生、冯国楣先生、宣淑洁先生、黄蜀琼先生、李代芳先生，……。此刻我们多么希望时光能倒流，他（她）们还健在，仍如当年那样意气风发，谈笑风生，活跃在我们当中，一同品味和享受昆明植物所前所未有的辉煌。

忆起往日，忆起当前，许多事还记忆犹新，我们想说的话太多了，怎么能写得完呢。

蔡先生的毕生精力贡献于热带生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事例很多。1958年他从书上看到漆树科的豆腐渣果Buchanania latifolia的种子出油率高，又可食用，就让武素功带几个人到元江去考察，弄清其分布、产量，当地人利用情况，后来豆腐渣果未开发成功是由于这种植物分布不多，产量不稳定。此事反映出蔡先生不仅关注植物如何为人所用，而且注重对年青人培养，我当时只是个刚进植物研究所大门的年青人，他就“委以重任”放手让我去工作。用蔡先生的话说，就是要让他们从实践中锻炼、学习嘛。蔡先生平素关心他人疾苦也是广为人知的。70年代后期，我们所一位职工被诊断为鼻咽癌（后证实是误诊），不久便收到了一张300元的汇款单，汇款人匿名，经打听了多时，才知是蔡先生汇的，此时蔡先生才拿到文革后补发给他的工资，对蔡先生来说也是他“百废待兴”的时候，很需要钱，所有知情的人无不为此事而感动。蔡先生的乐善好施并不是偶而为之，而他自己在生活上是非常俭朴的。与部下、同事、学生相处，蔡先生总是平易近人，不摆老资格，我来昆明植物所较晚，和蔡先生并不熟，当他得知我也是浙江人后，每次从版纳来所，见到时总是亲切地从称呼“老乡”开头，说上几句话，让我总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翻开现存的《植物分类学报》，可以看到早在60年代，宣淑洁就已经发表了多篇唇形科的分类学文章，为这一复杂大科的系统分类研究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当年，她的业务水平和外语水平都非常好，是我们为之学习的学长。不幸的是她在70年代初就离去了。1965年方瑞征参加植物所赴保山搞四清运动的队伍，大孩子当时才六岁，留在所里请刘大妈抚养，一去就是一年零两个月，在此期间，孩子多方面得到宣淑洁的照管，还给孩子拍照片寄来保山，免我挂念，那个年代住在黑龙潭，拍个照片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宣淑洁为人坦诚、直率，有什么说什么，她对我的关照和帮助始终难忘。

李代芳是个豪爽、热心的人，无论对工作还是公益的事，他只要去做就非常投入。他身体本不错，人们对他的过世无不感到意外。记得在70年代时，植物所为改善物资匮乏带给大家生活的困难，把一些土地分配给各科、室种菜，规定长成后交食堂。李代芳自告奋勇带领分类室种菜，他那种肯干、卖力的劲头，立刻带动起全室的人，结果分类室的菜种得又好，交食堂的又多，个个感受到劳动的乐趣。平日里，他是个帮助别人不图回报、不吝惜自己的人。我们常常想，相比今日，那个年代生活水平低，工资收入少，如果人们又还生活在冷漠的现实里，那会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们由衷地感激李代芳和李代芳式的人带给的温暖。

分类室有一位大姐似的人那就是黄蜀琼，八年前她已病逝。她的温良、宽厚的为人总让我们时时想起。生前她研究的是茄科（部份属）、瑞香科、唇形科香薷属，她还有一大爱好就是写诗。她去世之后，子女们将她未散失的诗稿整理印出，我们才知道她写了那么多的诗。黄蜀琼出身于书香门弟，她父亲还助孙中山、黄兴做过革命工作，她原本就读于重庆大学教育系，因追随丈夫的事业来到云南，改学了生物。我们看到她写的一首首诗，不由得会这么调侃：老天爷是否把她放错了地方，或者是老黄自己也选错了事业。

1962年8月，她写了《采集途中》：“不计天涯去路遥，洱海如画苍山娇。无情最是三秋雨，中甸群山匿九霄”。

1984年8月作了一首《满江红——遥着奥运健儿赴美》：“为国争光，飞云际，鹏程万里。双翼展，豪情激荡，壮志如驶。此去洛城敌猛将，归来京华迎天使。愿此行，隔海报佳音，荣桑梓”。奥运会，非昔矣，集精英，施绝技。任征衫湿透，汗流如洗。展才何计艰与苦，拼搏那顾伤和死。自而今，更勇往直前，无休止。

老黄一定不会想到，24年后的8月奥运会能在中国举办。她在九泉之下，看到了当年的满腔热忱终于有了满意的结果。大家都说老黄是天生的福相，但其实她的人生经历并不平坦，家庭随时代变革而大变迁，38岁时，学业优秀事业有成的丈夫英年早世，她和她母亲共同抚养六个孩子长大成人，其中的操劳和辛苦是可想而知的，只不过她从不把忧愁带给别人罢了。1984年4月在一首《赠起凤同志》的诗中可体会到她内心的痛楚。“科学世界贵知识，惜我早年未遇时。动乱十年空有恨，钻研一技反增悲。黎明君喜朝阳好；黄错吾哀暮霭迟。似锦前程须奋勉，中华待振善为之”。她有多首抒情、明志的诗文，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录此。从那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她对家庭，对亲人、友人及至国家、社会大事都非常关注，充满情愫。

邱炳云老先生一直称得上是分类室的大管家。有意思的是，植物所里不分科、室，不分大人、孩子，不论其辈份，总是亲切地叫他邱大爹。几十年里，他始终是勤勤恳恳，恪尽自己的职守。事无大小，大家总是会想到找邱大爹，以致在他退休和逝世之后，人们还会说起：邱大爹在的时候如何如何。例如，分类室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考察项目，出野外之前需要准备工具，各种用品，找邱大爹，从野外回室，清理归还用品直至装订标本，还是找邱大爹，他总是不厌其繁，有求必应，给你一种有家的感觉，在这个家里有一个为你分优解难的长者。又如，那些年里植物所为了补充大家的生活必须，常常会分这分那给职工，这些事也归邱大爹管，他管不过来就找室里同志帮忙，他们总是力求做到公平、无私，因此总是得到大家的支持，从不伤和气。除了管好分类室的行政事务，邱大爹还总想要为标本馆增加点标本，如今馆藏的滇中标本如昆明地区，富民地区的标本，是邱大爹和一些年青人采回的，数量不少，质量也很好。

我们尊敬的冯国楣先生于去年7月病逝，享年90岁。可能是因为他离去还不算久，也忘了他受脑萎缩的折磨不省人事好几年，也明知近几年他的病已无药可施，可我们还是奢望他能回到所里来，再给我们当几年老师。冯先生是昆明植物所的创始人之一，1950年冯先生和蔡希陶先生共同所建的茶花园，就是昆明植物园的雏形。冯先生一生都在从事植物调查、采集、分类和引种驯化的研究，兢兢业业，苦干实干几十年。冯先生于1938年来云南，第二年开始就跑野外了，算起来当时的年龄不过是二十刚出头，1939年在中甸，1940年在怒江、贡山、独龙江，1942年在丽江、中甸，1946～1947年在滇中和滇东南，1951～1962年在滇西北、滇南、滇东南，1962年以后还有许多次大、小采集活动，如1981年的中、英苍山考察。所采集的标本数量难以准确计数，因为除有野外记录本署了他名字的还有大量未署有他名字的，但实际上是冯先生领队的，如1956～1957年的中、苏考察，1981年的中、英考察等等，计算起来是数以万计的，以份数计当有数万。新中国成立前、后，在云南的崇山峻岭中做野外工作，交通困难，生活艰苦，安全没有保障，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真可谓是出生入死。尤其要说的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冯先生所收集的标本质量是一流的，分布地的深入、选材的完整、压制的漂亮和俞德浚先生所采的标本一样，留给后人的都是精品。这些标本最能反映出云南植物区系的多样和复杂，早年所采到的不少种，如今已难再重复采到标本了。不难想像，没有这些标本为依据，云南植物志，中国植物志的许多科是会残缺不全的。作为从事植物分类的晚辈，我们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也一直把前辈们留存下来的东西视为无价之宝。跟着冯先生去野外工作，或和他日常接触，他总是实实在在，为人随和，除我们两人之外，他也是植物所不少人的启蒙老师，不端架子，有问必答。他做了那么多事，也亲临过许多场面，但他从不张扬自己。似乎踏实工作，诲人不倦是冯先生与生俱来的天性。

感言他们都是我们身边最平常不过的人，然而在不同的方面给我们留下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襟怀率真、执着做事、平实待人。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在他们的生命里闪烁着一代人的群体精神，也折射出他们各自为人和处事的态度和人格的优秀面，我们从中得到了多方面的启示。社会在变化，时代在日新月异，如今看待生活和省人度事的视角是多元化的，评价世事已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真的、善的、美的，总是闪光的，永远是维系社会和谐、文明、进步的纽带，永远不会过时。我们要向为植物所奉献一生，并曾经以他们的精神滋润我们事业的发展而今已逝去的人致以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