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卡尔说，“人只是一棵脆弱的芦苇，但却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人类的高贵和尊严在于他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他是自己精神生活的主人；而我们面对的“现代化”的事实却是，“人”越来越成为“物”和“规范”的奴隶。罗素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之本源”；而在我们的现实中，“金钱”成为惟一强大的价值标准，“多数人”的选择成为一种暴政，它冲垮一切对于“不同”、“自我”的坚守，使每个人都汇入一片盲目的大合唱——在“解放”的旗帜下，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更为隐蔽的专制。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缺失的问题，“上帝死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寻找曾经的精神，要了解昆明植物所的传统，不妨从我们所的老先生开始，通过他们的学术著作，回忆文章、传记等，进一步了解这些教授的生平，思想，品格，精神风貌……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中触摸、感觉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昆明植物所的学术传统，精神传统。有幸读到人民网记者余建斌的文章“吴征镒：“我愿意提供肩膀作垫脚石””，从这篇短文中我已经感受到了老一代研究者曾经的精神。

文中写到吴征镒先生，“孩提时代，他的最大爱好是逗留在家中的后花园芜园，并从父亲的书房里拿出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濬写的《植物名实图考》，同眼前花草一一比照，开始“看图识字”亲近植物。17岁中学毕业就执意选择并考取了清华大学生物系。 抗战开始，华北容不下一张书桌时，他随校南迁，在西南联大任助教期间根据所能收集的模式标本照片、植物学文献，写成近三万张植物卡片，到今天这些卡片还保存于昆明、北京和华南三处，成为编纂植物志的宝贵资料。1958年，怀着对云南这个“植物王国”的向往和热爱，吴征镒又举家从北京迁到昆明，从此开始他在澳门赌场昆明植物所“立志立题、殚精竭虑、上下求索”的生涯。”从这寥寥几笔的描述中我们感受到吴先生对植物学，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生命的承担，因此他愿意为之“拼命”，献身。学术，学科，对于他，不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而是他的情感，精神，生命的寄托，依靠，是安身立命的东西。无论做学问，做事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的，学问、工作，都不是外在于他的，而是和自我生命融为一体。这样，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使他自身的生命不断获得新生和升华，从中体会、体验到自我生命的意义、价值和欢乐。世界上许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因此，在他们眼里，学术就是自己的生命，学术之外无其他。哲学家金岳霖如是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在他们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对吴先生这样的学者，学术就是他的“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不可夺”之“志”。

文章中写到“基本摸清中国高等植物的家底之后，吴征镒造诣日深，开始追索中国植物的来龙去脉，提出了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植物分布区类型的划分及其历史来源、以及东亚植物区等一系列创新观点。……更在八十高龄时候毅然开辟植物系统进化新领域，提出了被子植物的“八纲系统”的学术观点。”“2007年1月，年届九十的吴征镒在力邀之下，担任《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主编。之前，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竣工并投入使用，他提出的建立“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变为现实。……”吴先生在研究植物学先驱们的理论、思想、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自己的思想、系统，同时，还考虑到子孙后代，甘愿“提供肩膀给后人做垫脚石”。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承担，对学术的承担，正如季羡林先生所提到的一个词：“后死者”——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概念。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学者，他和他的研究对象的关系：不仅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更是“后死者”与“先行者”的关系。因此，先行者对后死者有“托付”，后死者对先行者有“责任”和“承担”，后死者不仅要研究、传播先行者的思想、功业，还负有“接着往下讲，往下做”的历史使命。这才是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他所从事研究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这一代人的“大承担”背后，是一个“大生命”的观念。如鲁迅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所谓“心事浩茫连广宇”，在他的心目中，整个民族，整个人类，整个宇宙的生命都和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只要国家、民族、人类、宇宙有一个生命是不自由的，他们自己也是不自由的。有人说，真正的诗人是能感受到天堂的欢乐和地狱的痛苦的；看到别人被杀，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的。因此，他们追求的个体精神自由是包含着博爱精神，佛教所说的大慈悲情怀的。这是一种“天马行空”的境界，独立不依他的，不受拘束的，同时又可以自由出入于人我之间、物我之间的，大境界中的大自由状态：这是令人神往的，也是这一代人的魅力所在。相形之下，我们一些人所追求的一己之“自由”，就显得太委琐了。

体现在吴先生这一代学者身上的精神，也就是我们所要追寻的昆植精神。追随这样的精神，倾听这样的声音，将把我们带入人生的大视野、大境界、大气概——如果我们只是咀嚼一己的悲欢，并且视其为整个世界，我们就太卑琐，太可怜了。今天的我们，不仅有继承老先生的精神的责任，还有克服中国历史积弊，成为既目光远大，又脚踏实地的更为健全的新一代的使命：这都是“后死者”应有的历史承担。

主要参考文献

1．钱理群，寻找北大精神。200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2．余建斌，2008。吴征镒：“我愿意提供肩膀作垫脚石”——记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征镒。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