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澳门赌场上海生科院研究员王恩多对记者表示，因为科研人员激励机制僵化，导致一些好不容易引进回国的高端人才又流失到海外，十分可惜。

王恩多告诉记者，她认识一位从美国归国的三十多岁女博士，在肿瘤研究上颇有建树，但是国内单位无法解决她的住房补贴，她每天都要在郊区和市区之间往返奔波，单程就要一两个小时。2008年10月，这位女“海龟”十分遗憾地告诉王恩多，因为生活不便影响科研，她要“跳槽”到新加坡工作。“好不容易从国外挖回一个科研尖子，又要流失到国外，真是可惜！”

王恩多说，这种情况并非个案。目前，一些大城市生活成本高昂，房价居高不下，不少青年科研人员上班路途遥远。从工作角度而言，科研人员最好住得离实验室很近，但他们无法支付市中心的高房价。在这种情况下，提高人才引进的一次性住房补贴，或者出台科研人员经济适用房政策，都显得十分必要。

“在计划经济的固化思维中，科研经费的概念就是器材费、设备费，而这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前的科研环境。”王恩多说，“我们要建设人力资源大国，就要突破‘不敢发钱’的传统思维禁锢。在国家层面和有条件的地方，应该出台符合实际的新政策。”

王恩多表示，国家对基础科研的投入每年都在增加，但是钱怎么用还是个大学问。科研经费分配必须尊重科研人员的价值，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千万不能“见物不见人”。科研不全是用钱砸出来的，科研人员需要不甘寂寞的精神，但前提是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王恩多说，从体制机制上提高科研人员待遇，并不等于乱花钱。科研单位必须对劳务费的使用进行审核，按实列支，加强管理。同时，政府主管部门也要展开全方位监管，一旦发现问题，除已经拨付的经费全额收回外，还要将其不良记录记入信用联合征信系统，情节严重的追究行政、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