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元院士，20世纪70年代主持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块3种类型1024位MOS动态随机存储器,是我国硅栅N沟道MOS技术开拓者之一。在1986 ~ 1993年任全国ICCAD专家委员会主任和ICCAT专家委员会主任期间，领导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个大型集成化的ICCAD系统；为推动我国微电子产业的发展，作为发起人之一，创建了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SMIC-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从开始到现在他所从事的工作一直都没有离开技术应用和成果的产业化，作为一个与科学技术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王阳元对科技成果的转化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机制的更新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比机制的更新更重要的是人的观念的跟进。

    技术转化也是机制的转化

    一个技术转化的过程可能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技术或者是人的问题，任何一个小的问题都可能使这个技术在转化的过程中夭折，随之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小企业也就跟着消亡了。科技成果的转化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科研院所和高校。

    在王阳元看来技术的转化里面最难的可能就是机制问题。他说：“因为我们原来没有这样的概念，但是在美国这件事情已经变得很平常也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一个新事物的诞生总不是那么顺利，人们要接受这样一个新的思想也不是很容易，也就是说突破机制最难的就是观念的更新，也可称之为计划经济习惯性的延伸，在旧观念转变的同时还要去摸索新的管理方法和新的运作机制。

    “这20年来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的观念和机制并没有像经济那样快速地发展起来，科技成果的转化虽不可同这20年来的经济的成长相比较，但科技成果转化却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和驱动器。”王阳元认为，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也是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局部被认可的过程。

    过去在企业中技术的研发是不太被重视的，甚至只是一个空有名字的虚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很久。但是真正的技术力量并不是说一个简简单单的名字就可以支撑得起来的，它还是要扎扎实实的技术支持。王阳元认为最雄厚的研发力量还是在科研院所和大学里面的，如何将这两块巨大的潜力发挥出来，这个问题的解决大家都还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

    最近王阳元也一直在作这方面的探索。他在一篇报告里面提出了“产前研发联盟”新的概念。“价格竞争”一直被称为“最低端的竞争”，而王阳元认为最高端的竞争是“新组织类型的竞争”。他在报告中提到,由于一直以来我国几乎仅围绕“政府资助系统”的单一模式进行，由于企业资金和人力资源的匮乏，始终未能有效地进行大生产技术研发，而研究院所开发的单项工艺或器件模型等科研成果也始终不能很好地实现产业化。而产业发展的经验是：当一个产业出现“集体危机”的时候，要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解决，美国的SEMATECH、日本的VLSI、欧洲的IMEC都是在这种情况下组建的“产前研发联盟”，实践证明“产前研发联盟”是一种能够使技术外溢，能够为“乘员”提供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效的“新型组织”。

    王阳元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件事情：“靠自主知识产权而不是靠价格这个低价竞争，所以现在的竞争，产前一定要联盟。”

    成果转化“一个好汉三个帮”

    “一个好汉三个帮”，一旦有成果以后科研人员想要凭一己之力单枪匹马很难成功，还需要有敏锐的市场眼光的人和有雄厚资金的投资者来帮助才有成功的希望。“既要懂得管理，还要懂得资本运作，还要能做技术，这样的人太难找了。”王阳元认为分工合作会更有利于一个公司的成长，这样一来科研人员可以再回科研院所做新的技术研究，也有利于自身的发展。

    谈到企业成长过程中的资金问题，王阳元认为国内的风险投资这一块还相当的不成熟，而风险投资的成熟与否和体系有很大的关系。

    他还认为不应该是完全由政府来投资，他说：“完全由政府来投资我觉得也不一定就好，也不应该眼睛只盯着政府的钱。”他举了美国风险投资的例子，在美国一个好的成果出来，技术人员就会向风险投资公司推荐技术的市场前景和技术的优势，风险投资公司如果对这个技术有兴趣就会投资将这个产品开发出来。如果这个公司做成功上市了，那么就会带来10倍或20倍甚至更多的回报。

    “当然，如果首先由政府作一些引导性投入然后引进风险投资的资金，这样投资人也会感觉比较踏实。”王阳元认为政府在其中的作用虽不可夸大但是也不可小视。他认为钱不是最重要的，有好的机制，真正掌握技术的人才才能够进来，加上国家适当的扶持政策，这样一个产业才能做大做好。

    科学研究应该允许失败

    “科技成果的转化不是说什么成果都可以转化，而是说以科技成果为载体，这个载体要适应市场需求。”王阳元说。但是适应市场产品的需求还只是第一步，然后还要去开拓市场，有了市场才可以实现转化，“你的技术有人看中来给你投资，他愿意冒这个风险，一个风险投资公司投10个成长中的公司，即使有70%失败也不可怕，有30%成功，投资风险基金就可以挣回来了。”这样的观念不是每个人都能想得到的，王阳元认为就是要靠这种敢于冒风险的精神才能做得成事情。

    就像计划经济最容易一刀切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所有的科研人员都作科研成果转化，“基础研究人员你就应该让他安心地做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应该容许他失败”。他笑了笑又补充了一句：“当然成功了更好。”王阳元认为成功和失败都是科研成果。

    所以做基础研究的人就不要跟他强调要什么成果，而做应用研究的人则要看到这个技术的市场需求的，知道什么东西可以转化。最好的例子就是晶体管的例子，或者说是集成电路的例子，说到自己的本行，王阳元的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人才队伍高举产业大旗

    王阳元院士一直主张要自主发展我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要摆脱受制于人的落后局面。他曾写过一篇关于大学在发展微电子生产中的作用的论文，经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负责同志的批示后，成为规划中关村产业技术开发区的理论之一。曾由他组织领导了ICCAD科技攻关，研制成功了具有自主版权的我国第一个集成化VLSI  ICCAD系统(三级系统)，是我国继美国、欧洲、日本之后进入能自行开发大型ICCAD系统的先进国家行列，为我国的集成电路设计业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技术基础。

    除去这些辉煌的成绩后，王阳元还是一名大学教育工作者，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他努力为年轻人创造良好的教育、科研和生活环境。在工作中，他特别重视启用年轻有为的博士、硕士，努力为他们创造机会，让他们在教学和科研中担负重任。

    在他看来人才是一切竞争的核心，是创新活动的重要载体，科学技术的创新过程和产业的发展也是人才成长的过程。社会和国家要为优秀的人才开创一个更加宽容的体制，增强鼓励创新的理念，允许进行探索试验，允许失败。对于优秀的技术人才和具有技术、市场和管理能力的综合人才应给予鼓励，积极帮助和组织支持科学技术人员申报国家各类基金项目、国家和地方的自主创业项目和享受投资的补贴优惠政策项目。

    他认为想要尽快缩短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在技术、市场、管理等方面的差距，就必须充分发挥高校与企业培养人才的作用。

    2001年6月初，78岁的杰克·基尔比先生应邀来北大作演讲，并与王阳元、杨芙清两位院士就集成电路和微电子产业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前景进行了交流。在会上王阳元说：“集成电路将人类的智慧与创造固化在硅芯片上，它无处不在，改变着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成为现代产业和科学技术的基础。”微电子技术是21世纪信息社会发展的技术基础，如何才能让这个基础更加地强大将是我们要共同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