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1949年出生于广东汕头，后迁居香港。1966年考入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3年修完大学课程，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破格录取，成为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的学生，3年后获博士学位。
25岁时，丘成桐成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27岁时，他因证明世界数学难题卡拉比猜想而引起轰动。1982年，他获得数学领域最高荣誉菲尔茨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科学家。现任美国哈佛大学讲座教授。
高等教育的目标
不同的文化背景对高等教育有不同的看法。
孔子的教诲对东方文化的影响至为深远。他主张有教无类，在当时可说是高等教育的革命。六艺之中，除伦理道德(这些理念以孝悌忠义来建立社会的秩序)外，所教授的内容皆以实用为主。他并无刻意揭示对真和美的寻求，而天人和谐共处却视为重要。
西方世界对高等教育的看法不同。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和托勒密等古希腊诸贤，当然还有基督文化的价值观。
从历史上看，差不多所有欧洲大学都滥觞于成立于12世纪末的巴黎大学(稍早的意大利波罗尼亚大学也有差不多的理念)。当时教育皆出于教会。大学里讲授的是神学、法律及医学；文学部则传授逻辑、物理、数学、天文、心理、伦理及政治等学问。而英国的名校，如牛津和剑桥，则直接由皇家督察，女王是所有大学的校长，而神学还是重要一环。
这些中古大学，它们有世界精神、超国界的性格，它们用同样的语言(拉丁)，相信共同的宗教(基督教)，教师和学生可以自由地云游四方，论共通的书，谈共同的问题。后来，因为拉丁语的死亡、宗教的分裂，这种精神才开始解体。
当时大学的任务，乃是传授一套对上帝及世界的既定看法。真理早就找到了，教育的目的只不过是把它传授给下一代。这种看法一直到了18世纪初才发生深刻变化。真理不再被视为既得的了，相反，它变成了被寻求的对象。而大学里的教员，在讲授古籍精要的同时，也开始教授学子追求真理的方法。
西方的大学
英国的牛津与剑桥在七八百年的变迁中仍然保持了它们的古典风格。19世纪的牛津学者纽曼，认为大学是一个提供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培养绅士的地方。所谓绅士，乃是指通达而有修养与见识的文化人。
到了19世纪，德国的大学一枝独秀，人才辈出。德国大学的任务，大体而言，有以下几项：
通过严谨的教导，把文化知识中的瑰宝传给下一代；为神职人员、法官、律师、医师、中学教员和高级公职人员提供专职的训练；开展科学研究；为独立研究提供训练。
德国教授的声誉，端赖于在研究上的贡献。德国著名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泡尔森(Friedrich Paulson)这样写道：“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上课时侃侃而谈，仿佛在座者都是学者教授。他们对这些听众将来只会从事实用性工作即中学教员工作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或者他们并非不知情，而是他们认为，为人师表者，所亟须的乃是真正学者的教育。”
德国大学的模式对美国近代大学的影响很大。德国许多名教授，其后都移居美国，在彼邦桃李满门。虽然爱因斯坦从未在美国教书，但他的教育观点与这些德国教授无异。让我引用他于1952年10月5日发表于《纽约时报》的这段话：
“只教授一门专门知识是不足够的。因为如此，学者只会变成一台有用的机器，而非具备完整的人格。学者必须才德兼备，与美善为邻。徒有专门知识，只不过像一头训练有素的狗，而非仁人君子。学者必须了解人类的渴求、理想以及痛苦，这样才能在群体与社会当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
“这些宝贵的经验，只能在与老师日夕亲炙时学到，并且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过度强调学术上的竞争，为了立竿见影而过早地专门化，两者只会扼杀了整个文化赖以生存的精神，最后就连专门知识也不能发展了。”
美国的大学吸取了德国与英国大学的所长，美国学者佛兰斯纳在1930年就提出大学必须是个有机体，应当探讨物理世界、社群世界及美艺世界的种种知识。他强调大学应该是时代的表征，他不以为大学应该跟随世界的风尚；但他也不认为大学应该是象牙塔，他认为大学应当严肃地、批评地把持一些长远的价值意义。
1963年，加州大学校长柯尔(C. Kerr)写了一本书《大学之功能》，指出当代大学必须提供多元化的课程与活动，发挥多元化的需求。因此，他提出将加州的大学分不同层次，除了现在的加州大学以外，还要有比较注重专业发展的大学。这种新的操作对整个美国的大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讯工具的发展一日千里，实在非古人所能梦见。电话、飞机、互联网等使世界大大地缩小了。全球化使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知识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更显重要。在这样的形势下，大学必须培养学生放眼世界，开放思想，循多种角度思考。大学也要有雅量去容纳一些知名学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背景各异，他们会对大学作出卓越贡献。
我们必须分清哪一类教育是社会要求的，而且是社会真正需要的。很多大学依从政府、工业界或捐款者的“市场需求”办事。我认为大学应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引领社会，它不应该在政府、企业或传媒的驱使下迷失方向。
哈佛大学前任校长 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2002年在北大演讲时，指出要花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才能估量一所大学对人类知识的贡献。不仅如此，大学应该高瞻远瞩，诱导培育新的发明，发展可能影响深远的思想，哪怕等到这些发明和思想开花结果，要花上十年甚至百年的日子，这便是美国大学深信不疑的理念。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它是行之卓有功效的。
古代之中国教育
在孔子之前，中国的教育概由官办，目的是训练贵族子弟治理国家。从孔子到秦始皇这段时期，求学之风大盛，教育以个别名师为中心。在名师门下就学者，成百上千。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贫富均具。孔子说过，只要能付束脩(学费)的，他都愿意教导。
在这五百年间，诸学蜂起，百家争鸣。我国的学术自由，思想创新，皆臻极致。与古希腊相比，诚然其精神及重点不同，但是其丰硕的成果与之相比，却不遑多让。
诸子百家的学说，有许多为秦汉所袭用。然而自始皇统一天下，政府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始皇焚书坑儒，便是最极端的例子。秦代回复东周以前呈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局面。
泰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
韩非子：“民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武帝独尊儒术，设立太学，培养儒生。有汉一代，太学曾有多达一万多学生，占地广袤。学生之中，亦不乏来自域外者。
这种教育体系，自汉末衰微，但复兴于唐宋，其建制经历朝至近代而不衰。
科举制度则始于汉代。这种科举制度有利于政府广纳良材，乡鄙陇畂有能之士，一朝中举，即登庙堂。这种制度对维系整个国家的大统一及有效管治，功不可没。
纵然如此，无论科举或太学，其考核教授内容皆局限于朝廷认为有利于治国的科目，故此，要追求创新和抽象的思维并不容易。
与此平行共存者，另有一教育系统，由大儒或佛寺道观所创立，学生门徒也不少。他们自发机杼，创门立派。但由于人手资源不足，学生知识面并不宽广，但很多重要的哲学思想、科学成果都由他们得出。
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很多是在官方的机构进行的，这是因为主要的图书典籍都保存在官方。从周朝以来，司马迁写史记，包括二十四史的写作，基本上都得益于官方的典籍和官方的系统研究。除了史书以外，还有天文历法(有钦天监)、农田水利(有大司农)等等。中国出名的两个最重要的古代数学书籍——《九章算数》和《周髀算经》的写作都是由官方完成的。另外，还有贵族和民间藏书引起的重要学术研究，举例来讲，有吕不韦、淮南王刘安等。著名的著作如《吕氏春秋》、《淮南子》、《考工记》等。
政府对学术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
现代之中国大学
到了19世纪末，中国传统教育不足之处显露无遗。而中国亦开始采取欧洲的教育体系。然而，传统政教不分的阴影仍挥之不去。教育未能独立于政治。中国大学仍然热衷于把政治和学术挂钩，很多名校以出了多少个政府部长为荣。
举例来说，某名校百年庆典，其中政府高官云集。它的大学手册有如下的句子“大学建立之初，不仅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而且是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
美国顶尖的学府同样渴望其学生能当上未来政府的要员，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与此同时，它们还有很多不同的重要目标，在科学、文学艺术、工程和医学上的创造发明，比培养官员更为重要。
时至今天，我国的大学确是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才。几年前一位教育部负责人就曾对我说，在一段很短的时期，大学毕业生的数目就增加了五倍有余。当然，“大量制造”大学生对社会的贡献良多，但教育的素质却有待改善。
当今有名的学府，大多草创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许多政府要员也毕业于这些精英学府。这些学府大部分是国立的，但也有少量由美国的基督教团体和庚子赔款基金所资助，如圣约翰大学和清华大学便是。
和美国的私立大学一样，这些私立大学名声卓越，学术自由风气颇盛。抗日期间，名校如西南联大和浙大皆在极度困乏的环境中作出一流的研究，培养出最优秀的学生。
究其因由，实在是由于自北往南颠沛流离，师生历尽艰辛的同时，又得饱览神州大地。是时我国有为日本侵略者灭族之虞，师生痛惜陆沈，故此奋进不已，思为我中华文化集薪传火。虽然薪金低微，但他们努力不懈，诸子争鸣。尤其重要的是，很多教授正当盛年，刚刚从欧洲或日本学成归来。他们热心将其所学传授给学生的同时，也渴望寻求新的研究方向。有如此耽于发现和创新的师生，还有什么能阻碍他们创造顶级水平的研究呢？
解放前由于政局不稳，学术气氛浓厚不再。很多出色的学生教授都离开了中国到美国去了。
解放初期，事事以苏联为师，高等教育亦不能幸免，于是局面大变。政府对学生的意识形态控制甚严。比如说，为了把教授学者的地盘连根拔起，他们被分派到新的专科大学。以科学、文化和技术超卓的清华和浙大，都转成工科大学。
“文革”的影响
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研究水平与西方比较，在某些方面已愈拉愈近。可悲的是，“文革”使这些进展付之一炬。
“文革”结束后，教授已感到韶华不再，他们胆颤心惊，不愿意从事具有创造性的工作。
在“文革”期间成长的一代，并无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文革”时，学生专注于人际关系多于学术成就。“文革”遗留下来的风气手法，至今余风仍在，尚未完全消失。
另外的困难是对大学的资助不足和对西方教育的理念认识不深。“文革”后遗的不安全感在大学中影响很大。现在父母都要把孩子送出国。大量优秀的年轻男女跑到美国学习，盛况空前。
当下国内年轻的教授，都以得到海外来访教授的赏识为荣。研究的方向模糊不清，又或者刻意剪裁，以讨好这些来访的教授。创新已经不是作研究的首要目标。
我想，无论是教授或学生，都要按他们的兴趣去从事创造性的工作，这才是最重要的。
教授入息菲薄的情况，直到本世纪初尚是如此。过去十年经济环境的改善无疑是最大的变化。年轻教授的自信增加了，而海外毕业生也较愿意考虑回国服务。但缺失还是不少。
中国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教育体系亟待解决的，有下列几个问题。
首先，人才凋零，尤其缺少富有创造力的年轻学术领袖，他们可以激励其他年轻教授和学生奋力向前。
其次，资助不足。中国对精英大学拨款的数目，比美国主要大学资金的十分之一还不及。
第三，评审制度不健全。当人才或资助不足时，同行评审制度便漏洞丛生。对以从事研究为主的教授而言，研究基金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从研究基金中取得的资助，往往比薪金收入高出很多。失去了基金的资助，其结果不堪设想。由于这些基金掌握在国家，或更确切地，在一小部分院士和政府或大学行政人员手上，因此要研究基金年年不绝，便形成错综复杂的学术界政治。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尝试用公正的准则来评比教授。为了公平行事，它倾向于利用某些定量的方法，如按论文的数量、SCI 引用的频数等去为研究打分。最近，它甚至要求每所大学的教授填表去评估其他大学。这种做法既涉及大量文字工作，又使原本已够复杂的政治关系更复杂。对要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而言，这种做法并不是健康的。
上述以数量为标准的评审制度，虽貌似客观，但却与孔子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驰。除了“有教无类”外，孔子还以为要“因材施教”，即因每个人的出身天赋气质等进行个别教育。
如何鉴定“质”而非“量”，恐怕是现今中国教育的最大难题。我相信当政者都了解到现行的评审制度要加以改进。光是以量为判别标准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方案。但是，如何去落实一种以质为基础的评审方法非常困难。国内世界级的专家寥寥可数，更使这种评审方法无法服众。
中国教育与学术机构往往以外人不了解中国国情为理由，拒绝让他们参与同行评审制度。这种看法，完全无视科学不分国籍和种族的科学精神。不在前沿工作的科学家往往拿出评审制度乃是中国的事情，外人不得参与的口号作为挡箭牌。讲到底，坚持这种说法的人，不外乎或是惧怕他们研究的细节为人所知，或是希望保持他们对基金或学术事务上的影响力。
第四，人文培养的缺失。1951年在纽约伦理文化学会成立75年时，爱因斯坦写信致贺。他在信里说：“艺术的终极目标，乃是达善臻美，而科学的目标则稍为不同。诚然，了解人类极为重要，但是如果在这种了解中并没包含与人共忧同喜的怜惜之心，它只是徒讬空言。……当今政治局面令人畏惧的争端，正是由于我们的文明忽略了这一点。没有‘伦理文化’，人类永远没有救赎。”
借鉴历史，我们该当知道成功之道，并且避免由社会和研究的种种劣行而导致的挫败。关于古典文学的重要性，爱因斯坦在1952年时这样说：
“那些只读报章和当代作家的代表作的人，依我看来，就像是自己是大近视却又厌恶眼镜。因为他从不看远一点，听多一点，故此他全为偏见和当下流行的事物所蒙蔽。一个人无论是多聪明，如果他从不放弃融汇其他人的思想和经验，他只会是枯燥无味。
百年之间，只有少数人天资英明、思想超卓、品位独特。他们的作品流传下来，委实是人类最可贵的宝藏。
中国历史上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年轻的一代必须学习品尝。我们要建立一套道德标准，要培养一套为人类服务的情操，还要具有尊重理性，为寻求真理纯美而探索东西哲学文学历史的激情。学者的责任，乃是提供及带领社会去赏识艺术及人文。
第五，开放性、普识性不够。古时大学又称“大讲堂”，意指一个接待世界各地学者及学生的地方。
美国的大学自上世纪起就采用了一种开放政策，全球各地精英学者都欢迎来此交流学习。
“文革”结束后，中国也实施了开放政策，导致经济上的飞跃进步。可惜这种开放政策在学术界并没有得着，毕竟在学术界管事的都是上一辈的人，他们要看见四周都是国内学者，或者是自己的门人弟子，心里才会踏实。
访问中国大学的学者一年比一年多，但是进入大学的常规学生与美国相比数目还很低，对研读理工科的学生而言尤其如此。
在当今大学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教授，其互动往往擦出火花，但在中国，这种作用并不多见。大部分学生对阅读英文书籍仍然觉得别扭，而西方的经典，无论是关于文学、哲学、科学还是工程的书籍，已被翻译为中文的数量并不足够。
现今时代通讯快捷，很大程度减轻了中国学者孤立的局面。举例来说，现在要寻找咨询或参考材料，就比过去容易多了。但过去二十年间形成了这样的潮流：在网络上刊载的评论和文章以快为主，它们往往缺乏深度。人们没有深思熟虑，就快快下了结论；思想还没有酝酿成熟，便赶忙把文章上传。网上的研究论文错误频繁，正因为它们没有经过审阅。
中国学者在有效地利用互联网的同时，应该留意到它的缺失。
第六，研究与教学脱节。在一段长时间，在中国作研究的教授都认为他们唯一的任务乃是从事研究，对教学不屑一顾。其实教学相长，我觉得大学没有要求每个教授必须教课，是愚不可及的。我认为适量的教学乃是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教学不只可以支援研究，而与年轻人相处的过程中，往往亦能迸发出新鲜的想法。
第七，资深学者行政任务繁重。由于官本位的思想作祟，当某学者完成出色的工作后，最常见的奖励便是将他提升为系主任或所长，不久之后更升迁为政府高层。这些出色的学者肩负行政重担。
这些职责对大多数人来说无疑是十分有吸引力的，因为行政人员能从政府处得到不少好处，同时他们也拥有影响其他学者的能力。
但是，行政上的文山会海，上下级的送往迎来，都繁重得令人透不过气。再者，政府还会定期听取他们的意见，这实在花去了不少时间。
由于这些学者往往是一个科研组的领导，为了获得拨款资助，他们很难去拒绝这类任命。
在这样紧张繁重的工作环境，很难想象这些学者仍能坚持其研究，发表具原创性的工作。
在很多方面，中国的大学都与前面提到的巴黎大学相似，所不同者，是某些官员和某些院士取代了教会的角色而已。纵然如此，中国的领导人还是热切期望再花十年光景，中国学者就能获得诺贝尔奖。
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必须看到获诺贝尔奖的发现来自政府管理的研究极少，大部分发现都是科学家在无意中得之。要培养这样的研究环境，就要科学家有充分的自由去选择研究项目，就算他的研究理念和方向与众人相异，也不横加干涉。
可惜在今天中国的科研体系中，如果有如此特立独行的教授，那他就连过普通日子都有困难。
可是中国确实有能力办成世界第一流的大学：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就是典型的例子。
除了培养人才外，高等教育也须以独立客观的方法树立道德的典范，寻求人类互惠并存的原则，揭开大自然的奥秘和抒发人类内心的感情。
故西南联大结束时，冯友兰先生指出“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宋儒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亦宜乎。
我的建议
第一，建立一套基于东西文化为基础的世界文明。今日的西方文化发源于古代希腊、埃及、基督教及巴比伦等文化。而东方文化如印度、穆斯林、中国等文化亦同样深厚，影响至钜。它们历史悠久，曾经风光一时。
这些文化的共存或融合，除了在经济和政治上具有深远影响外，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贡献难以估量。怎样去透过相互的了解和从本身的价值出发，消弭当今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崇高任务。
佛教于公元1世纪传入中土，到了宋明学者始能奠定儒教共存的基础，其间花了上千年时间。中国文化具有容纳其他文化的独特性质。要建立一套放诸四海文化皆通的伦常体系非常重要。这个理想不单要靠哲学家，也须依靠各门学问的专家，比如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意见。
第二，透过科学和艺术使学生懂得欣赏自然的真与美。年轻学子要培养出对科学艺术中的基本问题的浓厚兴趣。学术大师要被介绍到国内，而本土亦要培育出学术大师。这些学术界的领袖会指出正确的研究方向，找寻需要解决的适当问题。
第三，与社会互动。大学固然要为整个社会服务，但是，应该由大学本身去决定社会需要什么，而非盲目地满足社会的要求。不这样做，大学便会沦为政府、军方、工业界或捐款人的工具。
大学在支援技术开发当中，不应该从事具体的管理或成品的开发。在1990前后很多中国的大学曾尝试这样做，但都没有成功。
崭新的技术对基础科学的帮助甚大，它一方面提供了新的工具，另一方面又给基础科学提出新的课题。反过来说，绝大部分技术方面的突破都来自基础科学，中国的大学应该专注于发展跨越基本科学、工程技术、人文艺术等学科的综合领域。
近代教育家往往因为大学太过偏重理论教学，实务教学不足，以为大学应当对产业界负责任，替产业界全面培养人才。下图表是一个近代教育家对传统和近代教育的一个比较。
我认为传统大学有很多好的地方值得学习，如下表。
在当下中国的研究型大学里，传统比现代大学的理念更为重要。我个人反对在研究型的大学里将知识商业化，将知识商业化的后果对创新是不利的，社会不可能有大进步。
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在1921年开学时说：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
叶校长这个演讲值得工科大学借鉴。
第四，学术自由。学术自由乃是上述建议的前提，没有学术自由，什么都办不了。
要有学术自由，就必须有院校自主。完全开放的、形态调控的大学在当前中国并不能一蹴而就，过于急躁、没有计划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的不安。
学术自由每每与其他形式的自由混淆。必须讲清楚，这里所说的是：建立一个环境，使创造性的思维变得可能。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校长时，礼贤下士，在校园里容纳不同的声音、相反的意见。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二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这是中国大学的黄金时期。
只有容许学术自由，学者的知性品格(intellectual integrity)才能受到尊重及保护。学者应当坦诚地追求知识，发掘新意，甚至牺牲个人的利益。当前，中国学者的知性品格仍有不少待改善的地方。
美国社会学者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在《十七世纪英伦的科学、技术及社会》一书中讨论到清教徒的价值观对17世纪英国科技发展的影响。他指出一个有意思的事实，那就是在当时68位皇家学会会员中，竟有48位清教徒。
我相信只要一位学者心无欲求，品格高尚，那他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往往得到成就。就如本人在哈佛的同事中，具清教徒精神的也大有人在。
第五，建立一个公平和合理的评审制。在20世纪，全世界大量的人才涌入美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社会和美国大学提供了比其他国家更优厚的机会，使这些人才能够发挥他们的所长。这个制度的奠基石乃是完整的评审制度。这个制度在中国是有机会达到的。30多年来中国体育的长足发展就是一个例子。撇开对体育成就的争议，对学术成就公正、合理的评价却影响整个民族前途，不可轻视。
第六，鼓励激情和梦想。惟有激情的奋发，青年学者始能够在追求真和美的大道上迈进。要教育下一代确立崇高的志向。
学懂技术以谋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抱负和梦想。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比美国早了一步，给美国科学界和政界以极大的刺激。很多学者抱着极大决心要迎头赶上，他们很快就达到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类梦想。在这点上也可以看到政府鼓励的重要性。
在上个世纪，由清华大学正式成立，由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及由南开正式成为大学，到西南联大极盛时期，也不过是40年不到的光景，改革开放到今天也有30年了，我渴望在短期内能够重见当年西南联大的风采，不单是一个西南联大，也应该见到十个二十个西南联大这样的大学。
(本文由本报记者王丹红根据作者6月2日于澳门赌场研究生院的演讲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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