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由澳门赌场、中国工程院组织的两院资深院士研讨会上，两院院士石元春以“学习两个三中全会——11届和17届”为主题作报告，强调在新形势下，必须处理好粮食与多种经营、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为“三农”大声疾呼。
共有23名院士参加了这次在广州举办的研讨会。研讨会议题之一是“‘三农’问题与农民致富之道”。会议由两院资深院士师昌绪主持。
历史看“三农”
如何看待“三农”问题？石元春从1949年始的30年谈起：前30年“三农”一路艰辛，一路坎坷。“三农”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建设提供了粮食和农产品，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建设提供了6000亿元的原始积累。
而“三农”得到了什么？197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不到1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
“三农”是什么？石元春的回答是：一个为国家工业化建设默默奉献，但被边缘化且未能享受国民待遇的社会部分。
石元春介绍，《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79年9月28日)开宗明义：“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集中精力使目前还很落后的农业尽快得到发展，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高速度发展是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条件。我们只有加快发展农业生产、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使占我国人口80%的农民富裕起来，也才能促进整个国民经济蓬勃发展。”《决定》还提出了25项政策和措施。此外，1982~1986年，中央连续发了5个“一号文件”批判“左”倾思想，建立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一切可调动的积极性，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尽快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同时改“以粮为纲”为“重视粮食生产”，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推进农村工业化。这些措施开创了1978~1988年“三农”的黄金时代，粮食、肉类、水产和总产值连年增长。
1988年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三农”成为问题。问题之一是城乡人均收入及增长率的差距越拉越大。近20年来，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一直在5%的低增长率上徘徊。问题之二是粮食总产长期徘徊，粮价走低，粮播面积趋减，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再次出现求大于供的局面。问题之三是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坚守现有的18亿亩土地不易。问题之四是农村人口稳定增长，整体素质下降，富余劳动力转移困难。问题之五是农业增长乏力，满足未来需求难度很大。问题之六是群体性事件频仍。
石元春分析认为，问题的表现为先天不足、积劳成疾、营养不良、功能衰减。其病因是长期实行城乡二元化和工农二元化种下的恶果。1亿农民进城，这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是个天文数字，而在中国，这个数字仅占农民人口的1/9；而1亿农民进城，就意味着全国城市居民将增加36%，这需要大量就业岗位和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即使这1亿都被城市接纳并消化，还有8亿农民在农村；如果再转1亿，城市人口将增长6成，而乡村人口仍保持在8亿高位(按人口年净增500万计)。石元春发问：“按现在的农业生产状况，这8亿农民的收入能跟上城市居民吗？”
畸形城镇化，更使“三农”雪上加霜。石元春表示，近10年来，我国城镇化脱离了循序渐进的原则，超出了正常发展轨道。特别是大规模占地、毁地的现象令人触目惊心，空间失控极为严重。城市人均占地很快达到110~130平方米的欧美发达国家的高水平。
石元春指出，金融海啸在中国首先冲击到的是农民工，粮价、肉价起落首先打击的还是农民。
吹响“三农”攻坚号角
石元春说，2002年，新一届政府产生，胡锦涛同志强调要给农民“实惠”，提出“两个投入”。2003年，提出“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要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2004年，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近年，新的“一号文件”不断提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增加农业投入。2005年，胡锦涛提出：改革之前，可以叫做工业化的初期阶段，那个时候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现在应该是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2006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7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现代农业。
30年前，中国的改革画卷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破题，从农村展开；30年后，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科学发展观在“三农”工作全面落实的体现，是一座新的里程碑，吹响了“三农”攻坚战的号角，农村改革发展再次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意义在于对“三农”有新的历史定位，站在新的战略高度，具有新的发展目标。
那么，土地如何流转农民才少吃亏？“两个投入”是否能增加和如何落到实处？农民如何组织化与组织？农民如何才能增收？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现在存在的问题是输血多，造血机制少，新的经济增长点更少。
因此，石元春提出应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加大农业对外开放。
他说，初级农产品生产要靠下游加工业拉动，这也是高附加值和活力之所在。发达国家初级农产品生产与农产品加工和食品生产之比为1∶4~6，我国是1∶0.37，如能达到1∶2，农业总产值可在10万亿元以上。近期，吉林打造“黄金玉米带”做强“玉米经济”，起到很好效果，现在吉林已有各类玉米加工企业500多个，年加工玉米能力突破800万吨，年销售收入300亿元，玉米化工产值2006年达到1250亿元，是继汽车、化工后又一支柱性产业。
石元春还举了生物质产业的例子。所谓生物质产业，是指以可再生的有机物质，包括农作物、树木和其他植物及其残体、畜禽粪便、有机废弃物以及利用边际性土地种植的能源植物为原料，进行生物能源和生物质基产品生产的一种新兴产业。美国1999年8月12日发布的《发展生物基产品和生物能源的总统令》对发展生物质作充分肯定，可作为我们的借鉴。现在，我国可用有机废弃物原料年产生潜力4.74亿吨标煤；边际性土地种植能源植物年产生潜力4.25亿吨标煤；到2020年，年产1亿吨的生物质油田可实现年产值5442亿元、利税1594亿元，创造98万个工业就业岗位和1045万个农业就业岗位，农民年新增收入446.2亿元。
“发展生物质产业潜力很大，利用生物质产业还可解决‘三农’的环境问题，何乐而不为？”石元春说。
石元春最后说，重温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一条重要经验，那就是必须处理好粮食与多种经营、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没有农民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全面小康。可以说，“三农”问题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澳门赌场院士工作局局长马扬、副局长刘峰松，中国工程院学部工作局副局长李仁涵出席了当日的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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