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已成为全球化的问题。许多国家都将缓解能源供需矛盾、应对气候变化列为头等大事，并纷纷制定了发展战略。

与其他国家相比，虽然我国化石能源储量在世界上属于中等水平，但人均化石能源拥有量却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能源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瓶颈所在。

我国能源发展目前主要面临哪些问题？未来的支柱性能源有哪些？基于国情，我国在能源利用方面要注意哪些问题？在能源研究方面还有哪些“短板”？就公众普遍关心的这些话题，在两会召开前夕，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院士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的专访。

有方针，缺规划

《科学时报》：你认为目前我国在能源发展方面主要面临哪些问题？

杜祥琬：一是节能优先，二是调整结构，三是保证供给。在2006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就提出：“要把发展能源、水资源和环境保护技术放在优先位置，下决心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能源应当作为国民经济依托的基石、战略性的重点领域来对待，这项方针已经非常明确了。现在最需要厘清的就是实现目标的战略。

目前，中国基本上还是低效、粗放、污染型的能源体系，亟须向高效、洁净、安全的现代化能源体系转变。要实现这一转型，需要作两方面的改变，一是要降低传统化石能源在总能源需求中所占的比例，并使其洁净化；二是要增加清洁能源的供给量。这个能源体系的转变，实际上是能源革命，大约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我国当前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使得环境压力日益增大。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使用产生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排放，是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目前，我国是世界二氧化硫第一大排放国，二氧化碳排放也居世界之首（尽管人均排放远低于发达国家）。两者的排放量已分别达到每年2500万吨和55亿吨，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20年，将大大超出环境容量。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煤仍是我国能源的第一贡献者，环境的制约要求我们必须大力推进煤的高效、洁净化利用，并将之视为一项国家战略。近年来，我国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在上述背景下，向更趋合理的能源结构转变就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

《科学时报》：目前我国在能源发展和利用方面是否已有国家层面的规划？

杜祥琬：我国目前在这方面还是“有方针，缺规划”。不过，据我所知，国家能源局正在着手为2030年以前我国的能源发展制定总体规划。中国工程院也正在组织专家进行“中国能源中长期（2030~2050年）发展战略研究”，以为其提供决策支撑。这一项目将于今年年底前结题。

大力发展核能和可再生能源

《科学时报》：你认为哪些清洁能源是主攻的方向？

杜祥琬：清洁能源主要包括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它们将逐步成为我国能源的重要支柱。

就核能而言，其应用开发应采取“三步走”的方针，即热中子反应堆——快中子增殖堆——受控核聚变堆。当前，核能利用应以开发热中子反应堆技术为主，同时加快开展快中子增殖堆的研究，并前瞻布局受控核聚变堆技术的攻关工作。从当前来看，要立足于二代和二代改进型技术，积极掌握三代技术。二代和二代改进型技术目前已经相对成熟。与之相比，三代核电设备引进的比例和多少，应该取决于消化、吸收该技术的速度。到本世纪中期，核电在我国总能源需求中所占的比例应达到10%以上。

《科学时报》：可再生能源又包括哪些？

杜祥琬：可再生能源主要包括风能、水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我国风能资源丰富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和甘肃河西走廊，华北和青藏高原的部分地区，沿海及附近岛屿，陆上风能资源大于海上。从资源储量、开发成本以及与负荷中心的距离考虑，我国近中期风电开发应遵循“以陆上为主，因地制宜地开发海上风电”的原则。如果能够对风能资源加以充分利用，将能获得总计7亿～12亿千瓦电力。其中，陆上6亿～10亿千瓦，海上1亿～2亿千瓦。

金融危机对我国太阳能产业来说是个机遇。以前，我国太阳能光伏企业从硅材料供应到产品销售都非常依赖国外市场。此次金融危机迫使它们要面向国内市场，解决两头在外的问题，即技术升级、提高转化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这将推动光伏企业更多地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进一步开拓市场。我国太阳能发展前景光明。

我国常规电力资源以煤炭和水能为主，水能仅次于煤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到2020年，常规水电装运机容量将达到3.2亿千瓦，占电力总装机容量的20%，开发程度达60%。

我国能源的紧张，突出表现在石油上。其对外依存度已达50%，且需求持续高速增长。在众多的可再生和新能源中，生物质能源是目前唯一能对石油液体运输燃料以及塑料等上千种石化产品生产原料进行直接替代的。中国工程院“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提出，到2020年，我国可以建设一个年产1亿吨的“生物质油田”，除用液体生物运输燃料、生物质化工产品每年直接替代5000万吨石油外，还可通过生物质发电每年替代6000万吨煤炭，相当于一个绿色的“神东煤田”。替代下来的煤炭在解决了二氧化碳固定问题后可以生产FT柴油，间接替代石油。

可再生能源将逐步由补充能源变为主流能源。到本世纪中叶，可再生能源对我国总能源的贡献将达30%左右。

节能优先

《科学时报》：虽然地大物博，但就人均资源占有量而言，我国是一个小国、穷国。基于这样的国情，你认为我国在能源利用方面要注意哪些问题？

杜祥琬：美国以占全世界5%的人口消耗了全世界25%的能源，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2倍，如果中国的人均能耗跟美国人均能耗一样，那就超过目前全世界总的能源需求量了。因此，对中国来说，节能是最大的战略性问题。与能源开发相比，节能要优先。我认为，节能本身就是一种绿色能源，而且是一种零污染的绿色能源。仅以照明节能为例，我国每年照明用电大约是3000亿度，如果都改用节能灯，可以节约1000亿度电，而长江三峡电站每年的发电量是800亿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节约出一个三峡电站还要多。

《科学时报》：你认为节能要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杜祥琬：节能的方法有很多，包括调整产业结构节能、产能端节能和用能端节能等。其中，用能端节能又包括工业节能、建筑节能、交通节能等。另外，还要构建节约型的消费体系。中国要有越来越多的人达成这样的共识，那就是“现代化不等于奢华”、“幸福指数不等于富裕指数”。作为人口大国，切不可把人均能耗、人均电力、人均轿车数等人均量作为现代化的指标与发达国家攀比，那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

《科学时报》：以发达国家为参照，你认为我国在能源研究方面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强？

杜祥琬：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基础研究，同时加强产、学、研结合，推动企业创新。我们现在在能源领域的研究以跟踪型为主，而引领未来则要靠基础研究。化石能源的洁净化需要创新，新能源的突破也需要创新，哪个国家先有突破性的创新，哪个国家才能引领未来的战略方向。这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为此，从科技界到产业界，都应该努力克服浮躁之风，踏踏实实从基础研究作起。毕竟，只有科技的创新才能引领能源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