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根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博士；现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教育部机械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长期从事机械与制造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4部。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使得一批单科性或多科性大学迈向了综合化、跨越式发展之路；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使得一批高校迈向了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之路，我国的高等教育步入到大众化发展阶段。弹指间，这些关乎中国百年大计的重大改革已走过了30年左右的光景。近日，就现阶段这类高校乃至中国高校建设发展中面临的一些共性的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

在综合化进程中趋同不是件好事

《科学时报》：有高校教师认为，一些以前以工科为背景的大学在走向综合性大学的过程中，文科的发展遇到了很大困难，您认为华中科技大学有没有这种困难，若有，是如何解决的？

李培根：讲我校文科发展状况前，我想先表达一个大家都基本认同的观点：任何一所大学都不可能重点发展所有学科，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发展重点；现阶段各高校大都在重点发展自己最有特色的学科。

坦率地讲，在我校，文科目前还没有成为优势学科。但在我校综合化发展的进程中，文科发展得很快。这其中，困难当然有，但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和困难。

我校的传统优势主要在工科和医科等应用性学科，但我校历来都认为，学校所有学科都是学校的宝贵资源，要兼顾全局，统筹发展。因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我校开始的建设综合性大学的进程中，就不只是发展工科和医科，也注重发展文科和理科。

近30年来，我校的文科得到快速发展，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并且还办出了一些特色，例如，已建成西方经济学、高等教育学2个国家重点学科，拥有新闻传播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等4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我校的文化素质教育、人文讲座做得非常好。人文讲座从1994年3月开始一直坚持到现在，成为我校一个很好的传统。

具体来讲，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针对高校普遍存在的重理工轻人文的现象，也为了加强自身的人文底蕴建设，我校在理工科院校率先举起了“文化素质教育”的大旗，充分利用一些很优秀的、大师级的学者，请他们来我校作讲座。这种方式对我校人文氛围的形成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在全国高校乃至中学也都产生了很好的辐射作用。相信在这一点上，我校不亚于那些文科实力较强的学校。

当然，文科的发展是非常讲究积淀的，我校作为新中国建立后创办并成长起来的一所年轻的高校，想短时间内改变文科的面貌也不太容易。比起老牌的综合性大学，我校的文科的确要弱一些，目前在人才引进和培养方面也还存在着一些困难，整体上还不如理工科。但我相信，只要我们抢抓机遇，落实好文科发展思路和有关倾斜政策，我校的文科就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科学时报》：近年来，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国内大多数本科高校都向着综合性大学这个目标迈进，在您看来，这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有如何影响？

李培根：我不反对高校向综合性大学发展，我校的办学定位也是建设研究型、综合性、开放式大学，且已建成除军事学以外的11大学科门类。但我始终认为，一个好的生态环境一定具有生物的多样性，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规律。教育也是一样的，要保持多样性，各自保持各自的特色，完全趋同显然不是一件好事。

我校结合自身发展的需要，在向综合性大学迈进的过程中，一直是在加倍努力保持并巩固我们的优势和特色，比如保持和巩固工科、医科等应用性学科在我国高校中的优势，保持和巩固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学研产协调发展、开放式办学等办学特色。数十年来，我校一直是在保持和巩固自身优势和特色的基础上发展，在传承与创新中寻求新的突破。

大学之间需要良性竞争

《科学时报》：无论是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在区域范围中，大学之间的竞争都很激烈。您如何看待大学之间，特别是名校之间的竞争？

李培根：在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下，特别是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高水平大学的历史进程中，大学之间的竞争的确越来越激烈。我校跟国内其他一些好的大学之间的竞争肯定是存在的、不间断的。但这种竞争是像兄弟一样的竞争，一方面是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另一方面像赛跑一样，对各自的进步都有利。这种竞争是一件好事情。 比如我校和武汉大学，同处湖北武汉，各具特色和优势，两所学校之间的良性竞争对于各自的发展肯定都有好处。今年3月，部属高校自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启动以来，各高校围绕活动的主要目标和任务等，紧扣主题、深入调研，以期明确发展思路、解决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科学发展，抢赢新一轮的发展先机。这其中，就必然存在一些竞争。

但我们也在相互交流、相互启发、相互促进、相互提高。我校到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校调研学习，都得到了他们的热情相助。4月10日以来，我校和武汉大学负责人已经两次坐在一起，围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做法和经验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双方均感受益良多。对于兄弟院校，我们更多地是看到它们的长处，它们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科学时报》：华中科技大学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于以后的发展，学校有无具体的更进一步的规划？

李培根：我校的办学目标是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大学，办学定位是“研究型、综合性、开放式”，努力实现“一流教学、一流本科”以及学研产协调发展的办学特色。并为此制定了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和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

我想从三个方面来梳理。

首先，要再规划我校的发展战略问题。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精神，对我校发展定位、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等进行再学习、再讨论、再规划，着力思考建设什么样的华中科技大学，怎样建设这样的大学等宏观战略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华中科技大学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2009—2020）》。

第二，要理清问题、化解矛盾。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乃至我校经过数十年快速、跨越式发展，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既是一个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就我校发展来讲，我们希望在可预见的将来成为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在这个进程中，首先要把我校现存的矛盾、制约发展的问题理清楚，并在此基础上认真地分析问题、化解矛盾。只有这样，才能使我校更好更快地行进在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大道上。

第三，要确立一个长远发展的标杆。无论是治学还是立事，一定要树立高远的标杆，追求卓越，并为之努力奋斗，才有可能实现目标，或给人意外之喜。我校老领导朱九思同志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把MIT作为我校奋斗的一个标杆。尽管我校今天和MIT比较起来似乎依然遥不可及，但是当年朱九思同志把它作为一个标杆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这个标杆及随之实施的一系列教育改革与创新，带来了我校的跨越式发展和综合实力的腾飞。今天，我校的发展要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标杆？我校能否还把MIT作为一个长远的标杆？我校各院系应树立什么样的标杆？这些，我们都正在借助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开展深度的调查研究、检查分析、整改落实。总的要求就是：要站得高，要有大视野，要有一个长远的考虑。

创新教育要让广大学生受益

《科学时报》：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需求，很多高校都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进行了探索，华中科技大学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您觉得效果如何？

李培根：我们一直在探索培养创新型人才。我校的办学理念是“育人为本，创新是魂，责任以行”。“育人为本”，就是强调大学最根本的任务是培养人。我认为，在“育人为本”上，大学的三大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是不能平行的，也就是说，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也得为人才培养服务。“创新是魂”，强调的是求是求真，要有教育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创新的精神体现在我校工作的方方面面，要努力办尽可能好的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等。“责任以行”，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大学本身应该承载的社会责任，二是培养的人才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从最近这些年来看，我校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做得还是挺好的，可以讲已经形成了很好的氛围和风气。这是令我非常高兴的一件事。

譬如我校最近针对本科生成立的启明学院，它按照自愿原则，把符合一定条件的大学生创新团队、实验班、特长生等遴选进来享受特殊熏陶，也主要是为了培养创新型人才。对于学生，尤其是优秀学生，我们想借此探索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方式。

启明学院提倡不同专业的学生一起活动，促进多学科交叉。现在的学生基本上是按专业来培养的，虽然在本专业的基础上可以选修一些其他专业的课程或修双学位，但这还远远不够。我认为，真正的学科交叉是让不同学科的学生有更多机会在一起进行某些学习实践活动，如在做项目的过程中，不同专业的学生在一起互相交流，这对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非常有好处。启明学院还加强与社会、业界的联系，引导学生与业界联系起来开展学习与实践。

在专业基础上，我们加强对学生宏思维能力的培养，即引导学生在宏观问题、重大问题、整体联系上进行训练和思考，宏思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宇宙观、方法观、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我校还针对硕士、博士研究生设立了创新研究院，力图通过大项目的研究，把优秀学生、优秀导师、优质的项目配置在一起，促进多学科交叉，推进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当然，创新教育不能只限于优秀学生。我们每一位教师都有责任和义务把创新教育的理念贯穿到日常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活动中，让最广大的学生受益。我校近年来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不断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逐步形成了创新能力培养模式、国际联合培养模式、学研产联合培养模式、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等多样化的培养模式，努力挖掘最大多数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科学时报》：在创新人才的培养中，除高校外，政府与社会承担着怎样的责任，如何能将三者统一起来？

李培根：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以及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这几年的国家投入成倍增长，但是创新能力的提高幅度与国家投入的增长远不成比例。

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我认为不是教育系统内部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受社会大环境及现行高校教师评价体系的影响，现在大学里功利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很少有老师能够静下心来认真考虑如何挖掘学生的潜能，这对教育的危害非常大，不利于大学精神和文化的构建，也明显制约了大学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创新人才的培养。

作为大学的管理者，要思考在目前的现实下，怎么使大学尽可能小地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传承大学的优良传统和精神，并发挥大学的引领作用。

《科学时报》：目前，国家日益重视发展高职教育，您觉得要发展高职教育，首先应该努力克服的困难是什么？

李培根：职业教育应该大力提倡。发展高职教育首先要改变人们选择大学和就业的观念。其实高职的毕业生也是社会很需要的人才。我认为社会的人才结构应该是一个金字塔形，塔尖是以诺贝尔奖获得者等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塔的底基就是技术工人等，他们都是社会需要的人才，都能作出很多创新成果，而且越是到金字塔的“底层”，所需要的人才就越多。

大学生的就业观念需要转变

《科学时报》：现在的金融危机给学生就业带来了困难，不知道贵校学生是否受到影响？又是如何解决的？有人说这是大学扩招带来的结果，您对此如何看？

李培根：目前的形势下，我校大学生就业情况肯定会比往年稍微困难一些，这是一个大的形势，不仅是中国，我相信世界也是一样，这是不可抗拒的。只不过影响程度不一样，表现形式也可能不一样。有一些学校可能面临着好多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困境，有一些学校的学生则能找到工作，但未必那么理想，或者说满意度不如以前；相对而言我校肯定算是好一些的。目前，我校本科生、研究生的平均签约率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部分院系的本科生签约率已经超过90%。

为了解决目前的大学生就业问题，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大学的压力也很大。在就业问题上如何才能解决得更好一些？宏观地讲，大学在此问题上能起一些重要作用，但关键并不在大学自身，而在社会，在社会所能够提供的总的就业机会。当总的社会就业容量确定的时候，一些学校就业工作做得好，学生的就业情况好一些，但另一些学校的学生就业情况肯定就不会理想。

在这种情势下，学生的就业观念需要改一改，学生家长的观念也要改一改。不能遇上就业问题，就质疑大学扩招，这是不客观、不公平的。

其实，很多大学生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自己满意的工作。比如学新闻的，一心想当记者、编辑，当这些不能够满足的时候，在企业做文书、企划工作可不可以？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是现实中有一些学生，当找不到自己满意的工作时，就不去找了。又比如，毕业生可以考虑在社区等基层做一些工作，从中找到就业岗位和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因为真正从社会需求的角度来讲，社区等基层有很多工作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去做。但目前很少有大学生愿意去社区，原因往往只是放不下大学生的架子。

我告诉我的学生们“要学会退而求其次”——当找不到理想工作的时候，应该选择次一点的。我个人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我大学毕业之后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人，就是最普通的工人，但我今天认为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

学术腐败绝不能宽容

《科学时报》：今年1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议讲话中提到，应该由学校和校长负责把学校办好，您如何看自主办学或大学的独立性问题？

李培根：这个问题要从正反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的确还存在一些问题，高校有独立性不足的问题。但我不认为这纯粹是教育部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比较习惯于统一指挥。

另一面，这几年我们在自主办学方面改善了很多，尤其是在学科发展上，学校是有足够独立性的。校长们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发展他所掌管的大学的各个学科。

《科学时报》：作为一个大学校长，您是怎么看待学术腐败的？

李培根：学术腐败确实已经成为中国很多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非常关注的问题。我最近在学校也反复强调，对于学术腐败我们绝对不能宽容，学校都有相应的治理措施。

但我们要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学术腐败有它的社会根源，它是社会快速发展时期出现的一个现象。当然，一有不好的苗头出来，我们就要有效地遏制它，否则就会影响中国大学的发展。我相信学术腐败的势头今后会得到相当程度的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