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2000年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来，共有14位科学家获奖，其中11人是1951年前（包括1951年）大学毕业的。战乱年代大师辈出，为何随后处于和平时代的60年，反而成为了不出大师的年代？

现在的大学，规模不断扩大，学生不断增多，如何能够培养出像杨振宁、李政道、钱学森那样的大师级的杰出人才？

日前，澳门赌场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校长朱清时在新民教育讲坛以《求解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困局：教育体制和思想》为题展开讲座，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反思。

教育的症结是管理体制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间，我国高等教育有了翻天覆地的大发展，高等教育规模急剧膨胀，高等教育步入了大众化时代。“2008年全国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是民国时期的800倍。”朱清时说，“高教规模越来越大，意味着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如果教育是按比例发展的，那么培养出来的拔尖人才也应该越来越多。”

实际情况如何呢？“现在的情况很尴尬。”朱清时分析说，“如果按照民国时期的比例来说，我们现在国内应该培养出几千个像杨振宁、李政道、钱学森那样的大师。”正如钱学森所说：“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在钱学森看来，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对此，朱清时感触颇深。他举例说，我国从2000年开始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现代科技界的大师级人物。据统计，自2000年至今，共有14人获奖，其中11人是1951年前（包括1951年）大学毕业的，另外3人是1953年～1958年的大学毕业生。“这个状态对我国的教育来说是很尴尬的。”朱清时说。

民国时期，社会动乱、内战、各派势力斗争，为什么还能培养出这么多的大师？为什么随后处于和平时代的60年反而变成了没有大师的时代？

朱清时认为，民国时期各阶层对教育的干预很少，大学能够按照教育的规律，走自身发展之路，从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路去发展。相比之下，过去的60年，教育管理体制没有理清头绪，教育成了各级领导任意揉搓的面团，失去了生命力；一味扩大规模，创新人才的培养机制却没人考虑。“但这并不是说，只有乱世，教育才能发展好。在稳定时期教育同样可以发展好，关键在于怎么管理。”朱清时强调。

对待教育，少一些干预，多一些敬畏

英国牛津大学在稳定时期办好教育的例子让朱清时记忆犹新。在英国北部偏远地区的一个郡，有名女生高中毕业考试成绩达到全A，是当地多年来第一个有资格上牛津大学的学生。当地的官员都很关注，希望她能顺利进入牛津。然而，牛津大学的教授在对该女生面试后认为，这个学生不具备牛津大学要求的创新能力，只会死读书，拒绝录取。

于是，当地官员找到教育大臣，请他出面说情，希望给予破格录取。在被牛津大学拒绝之后，教育大臣又找副首相前去求情，仍遭到拒绝。副首相只得请布莱尔首相出面疏通，但牛津大学表示，教授委员会的面试结论和决定，任何人都不能推翻。布莱尔此后抱怨牛津大学太古板，应该改革。牛津大学的师生得知后，极为愤慨，学校立即取消了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学位的原定计划，并对政府行政干预学校事务的这一严重事件提出抗议。

最终，以英国政府不光彩地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校事务而收场。“这就是稳定时期办好一流大学的精神，即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干预。”朱清时说。

西南联大也是拒绝行政干预的典范。朱清时举例说，1942年，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作风强硬，训令西南联大务必遵守教育部特定的应试教材与统一考试的规定。西南联大随即召开教务会议，认为教育部不能训令学校，拒绝按照教育部的指令行事。

在朱清时看来，1952年的院系调整，一直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60年。“那种用行政权力干涉教学事务的做法，实际上使中国高校随后几十年里元气大伤。”朱清时表示，“我们寻找中国高校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的症结时，不能回避1952年的院系调整。”

1952年正是中国全盘学习苏联的时候，于是肢解了中国当时的教育体系。苏联的“专才”教育模式与计划经济相联系，能够大量产出人才，但是存在不少问题，致命的缺陷就是不符合人成长的规律，忽略人的个性和天赋，“这种教育没有生命力”。

直到1998年，国家进行新一轮高水平大学的创建，大家深感“专才”教育的弊病，对策就是进行教育模式改革，专科学校相互合并，于是掀起了新一轮的大学合并风。“其背后的思想就是否定‘专才’教育，重拾‘通才’教育。”朱清时说。

总结院系调整的教训，朱清时认为，全社会对教育不光要爱护，更要敬畏。“教育是比任何人的思想更基础的东西，是超越任何意识形态的最根本的东西，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干预，看待教育就应该像看待母亲一样。”朱清时这样认为。

知识多不等于创新能力强

日本获得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益川敏英，在日本土生土长，英语说不好，从没出过国，甚至连护照都没有。

“在中国的教育思想中很难容忍像益川敏英这样的人，外语不通，不出国交流。但就是这样的人得到了诺贝尔奖。”朱清时指出，“这可能说明中国的教育思想出了问题。”中国人认为知识多就是能力强，所以教育便追求给学生灌输越来越多的知识。而在朱清时看来，知识不是创新能力最本质的东西，创新能力最本质的就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洞察力。

朱清时举例说，爱因斯坦在很小的时候，一下子就对父亲送来的指南针充满了强烈兴趣，在其去世前仍对此事记忆深刻，想搞明白指南针能够“指南”背后的秘密。这就是强烈的好奇心。

想象力是人类进化之后保证生存的基本能力，想象力使人类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物种。直到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人类才理解了地球另一面的人如何生活，想象力开始纠正我们的直觉，于是人们才接受了地球是球体。所以说，想象力也是至关重要的。

“好奇心和想象力是人与生俱来的，但是很容易被扼杀。”如何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和兴趣？朱清时认为：“老师讲课是培养好奇心的重要场合。”

洞察力是创新能力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朱清时说，有些人面对复杂情况，往往来不及推理和思考，就能迅速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找出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洞察力强的表现。怎样培养洞察力？朱清时举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的例子。当年杨振宁留学芝加哥大学时，上量子力学课，老师泰勒是美国氢弹之父，世界级的大师，可他上课从不备课，想到哪儿讲到哪儿。由于不备课，泰勒上课时有时会犯错误，有时走入陷阱。杨振宁最感兴趣的就是看泰勒一步步走入陷阱，又怎么一步步走出来。杨振宁兴奋地说：“泰勒走到陷阱时，脑袋就像天线一样张开，四处探测，看哪里有出路。”

与此同时，朱清时提醒大学生对文化垃圾保持警惕，避免被出版垃圾湮没。他说：“知识越多不等于创新能力越强，有时还可能阻碍创新能力。如果存在大量的误导性、食而不化的知识，就非常容易湮没创新能力。”

朱清时认为，读书不在多，而在精。他希望能够消除一些文化泡沫，让年轻人每读一本书就能学点真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