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写一本书来描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情况，用《渊源远愿》做书名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全国人大代表、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近日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拓探索之渊、浚创新之源、延交叉之远、遂人才之愿，这可以很好地概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职能和定位。”

科学基金的十二个“最”

如果想要更深入地理解这番话的含义，杨卫两个月前在浙江大学组织申报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动员会上所用的十二个“最”会更加直观：

“它是我国增长最稳定的基金；是最贴近科学工作者的国家级科研项目；是评审环节最为公正的科研资助基金，拥有透明且信得过的评审程序；它是我国最开放、具有最广参与度的国家科研项目；它拥有最能昭示年轻科学工作者学术地位的品牌；它也是最鼓励国际合作的科研资助机构。此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拥有最重视自由探索的科研项目（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它最重视原始创新的科研项目；最重视专家的指导作用和评审作用；最重视项目申报、执行、成果和结题时体现的科学诚信精神；它拥有最完备且没有争议的人才资助项目；它拥有最顶尖的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履新的杨卫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褒扬溢于言表。

杨卫指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资源总量方面仍有上升空间。他列举了一系列数据来加以证明：2012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为70亿美元，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28亿美元，仅为美国NSF的40%，而且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约1/3资助额的医学部，实际上对应着在美国资助体量更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范畴。

“在中国GDP超过美国的50%，R&D接近美国的50%的总体形势下，应探索如何以更强的资助额来引发中国基础科学的百花争艳。我们应该用高质量工作来说服国家对自然科学基金有更大的投入——应该以超过GDP增速，超过R&D增速的步幅发展，助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实现万紫千红。”杨卫说。

融入血液的基金精神

杨卫曾长期工作过的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的新楼与基金委大楼仅隔一条轻轨。而这只透露出他与基金委深厚渊源的一斑。

从当选1994年基金委支持的第一批杰青到成为2001年力学学科受资助的第一个创新研究群体带头人，杨卫在过去的20余年间主持过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他在去年还刚刚结题了一项重点项目。

除了当“运动员”，杨卫还做过“裁判员”。“我参加了多年基金评审工作，在力学学科评审组和数理科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工作过，参与过重大项目和重大研究计划的筹划，深为基金委认真、细致的工作精神而折服。”

2004年到2006年，在担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期间，在对学位点、重点学科、“211工程”、“985工程”项目、“全国优博”等的评审中，作为组织者，杨卫和同事们也始终以自然科学基金评审的客观公正性和制度程序的科学性作为参照系，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评审氛围。

在浙大担任校长期间，杨卫连续7年为教师们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做动员。

“可以说，作为一名从事多年基础研究的科学工作者，作为一位高等教育的管理者，我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怀有敬畏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精神已经融化在我的血液中、铭记在我的脑海中。”

站立潮头是最幸福的事

经过27年的发展，科学基金资助体系已发展得相对完备，资助体量也达到了一定的规模。2012年，基金委实际安排资助计划有230多亿元。

“科学基金未来的发展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息息相关。”杨卫说，“‘中国梦’实现的次序，应该是首先成为大国，然后成为强国。而强国呢，一开始可能是经济强国，然后变成技术强国。不过，这还不够，还需要成为科学强国和文化强国。”

“为了那个时刻的早日到来，科学基金现在就要作准备，给予源头创新足够的支持，加强对整个基础科学的引领，倡导一种新的、严谨的并且宽松的学术生态环境。”杨卫强调。

美国NSF刚刚卸任的主席Subra Suresh教授在其任期总结中陈述说：“在美国过去60余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中，有70%，也就是200余位获奖者，与NSF的资助相关。”

杨卫指出，随着国家的整体崛起，中国的基础研究在今后二三十年也将全面崛起，与美国、欧洲一起，共同勾勒人类基础研究的天际线。而这其中的大多数最重要的基础研究应与基金委的资助相关。“假设我国的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中的科学奖项，而他们却没有得到科学基金的资助，那就表明我们没有尽到责任。”

“我很高兴能够在这个时候加入科学基金事业，行走在推动中国基础科学创新的道路上。”履新还不到一个月的杨卫说，“站立在潮头是最幸福的事情，就像冲浪一样，如果浪已经过去，风平浪静了，很多乐趣也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