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老师走了,走得很从容。十三日上午九点,当我赶到医院,他已处弥留之际。医生说他已经没有意识,但当我凑近他,轻轻呼唤“王选老师,王选老师,我是启德”时,他的眼睛突然有了神色,显然想说什么,一瞬间,我们又有了一次心灵的交流。令我哀痛不已的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交流了。

我一直称王选同志为老师,这是习惯使然,我们同在北京大学工作,对前辈大家都尊称老师。但对王选老师,更是出于我对他发自内心的尊敬与钦佩。我直接聆听王选老师教诲的机会并不多,但他在公开场合发表的每一次讲话或文章,都引起我内心强烈的震撼与共鸣,都成为我思想与行动的指南。在长期的科研工作中,王选老师是我心中的楷模,我始终不忘他讲的,科学研究就要追求“顶天”或者“立地”,切忌既不“顶天”,又不“立地”的工作。王选老师曾经讲过,名誉也好,地位也好,都不能带来幸福,最难忘的是一个难题久久不能解决,突然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想到了它的答案,这个时候所得到的愉悦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渐渐地我也有了和他同样的体会。王选老师认为,一个科研工作者要学会适应中国的环境,要重视集体的力量。他曾精辟地指出,奥本哈姆不可能在中国取得像邓稼先那样的功绩。他还说过,如果将取得的科研成果归功于一个人,那一定是昏过头了。我按照他说的去做,结果拥有了一个团结、温暖的实验室团队。在北大为王选老师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励召开的嘉奖大会上,他作了一个非常简短的讲话,中心的意思是,要做好科研,首先要做好人。那么什么是好人呢?“关心别人与关心自己一样的人就是好人”。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所受到的触动,从此我把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给大学生与研究生作报告时,我也几乎每一次都要把王选老师的这句话传达给大家,每次大家也都受到深深的感染。1997年我当选澳门赌场院士,之后不久,读到王选老师的一篇文章,中心意思是,院士只是对一个人过去科研成果的承认,并不说明他就是权威,更不说明他在各方面都懂得多。我记住了他的告诫,继续潜心于研究工作。近年来我因担任非学术职务,在电视上出现多了,就时时想到王选老师说的:“一个科研工作者如果在电视上出现多了,说明他的学术生涯快结束了。”既然我现在已无法避免电视镜头,就得承认自己学术上的落伍,因此我也学习王选老师作出决定,停招研究生,停止在研究所里指导具体研究,让位给年轻的同事。我还记得,2000年北京大学与原北京医科大学合并,王选老师对我说:“你现在什么行政工作都可以不担任,但有一件事一定不能放,那就是组织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我遵照他的建议去做了。在学校支持下,我负责组建与领导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学科交叉研究中心,大家齐心协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回顾这些年,我是在学着、跟着王选老师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并时时感受着他的人格魅力、他的品行、他的勇气和智慧。王选老师走了。我不知道,他平时是否感受到我每次称他王选老师时内心蕴藏的这份深情;但当他弥留之际,在他听到我呼唤“王选老师”时所突然闪现出的眼神中,我分明感受到他对我的这份深情的理解。王选老师走了,但是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将继续鼓舞我前进,他是我永远的老师!

王选老师患癌症后,与病魔足足拼斗了五个年头。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我深知他忍受着什么样的痛苦,也深知需要什么样顽强的意志才能坚持到这么长久。我卧室的窗口正对着他每天清晨打太极拳的那块绿地,我已习惯了每天在窗口默视他锻炼的身影,每当此时,我就感受到一种生命的活力和意志的力量。这几天早晨我仍然习惯性地站到窗口,绿地仍在,但人已去,永远见不到他了,不禁潸然泪下。但转而一想,每个人迟早都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但只要每个人走后都能留下这么一块绿地,世界将变得多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