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少有如此的明净。是哀伤的泪水洗去了云絮么？阳光鲜有这般的明媚。是他留给世界无憾的微笑么？这个春天，一位叫做王选的长者走了。永远地走了。

哀思有多绵长？请你看一眼从北大灵堂到八宝山墓地那些送别的身影。

想知道他在人们心中的分量？瞅瞅那些哀伤的眼神，网上长长的留言。

不，王选没走。就在此刻，你打开手中的书报，它告诉你，王选不曾离去……

“王选老师没走，这是真的!他就在方正。因为他的精神长存在每个方正人的心中。这样的人是永生的。”就在王选去世当天，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含着悲痛写下这样的文字。

分明，那些足以泽被后人的成果还在，那些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故事还在。他点亮了熔化铅字的火炬，开启了中文印刷的新时代；他让汉字在信息时代重拾辉煌灿烂，他将“自主创新”四个大字刻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里程碑上。

他用勤奋、克己、宽容的美德书写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情操，他以狂热的追求和对市场的敏锐判断回答着一个科学家应有的素质；他让无数年轻人用业绩擦亮自己教授的名衔。

在公众眼里，王选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中国自主创新的先驱。

这样的人，上帝怎能忍心让他离去？!

时光倒流到30年前，当中国国内还在开发运用机械照排，国外都还在使用第二代或第三代照排技术的时候，王选率领他的科研团队追求跨越式发展，直接开始第四代照排技术的研制。

他用孤寂的十几年光阴，写就了“当代毕昇”的故事，开发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有人说，这是王选最耀眼的成就，其中包含着当代中国最为推崇的“创新”。

王选的创新仅止于创造了一项原创性核心技术吗？不，更在于用它开创了一个市场，托起了一个企业。它使中国的方正当年不仅能够横扫国内中文印刷市场，甚至在全球华文照排市场威风凛凛。

然而，十几年里，王选承受着一个自主创新者不得不承受的打击。当这个孱弱的身躯挺起一个民族的荣光时，不断有记者问道：“在搞激光照排过程里，你最苦恼的是什么问题？”他立刻回答：“最苦恼的就是中国人不相信自己的产品能够超过外国人，不相信淘汰铅字是由中国人来完成。”

当年王选提出这一想法时，面对这个小小助教的狂言，有人不屑地说：“你想搞第四代，我还想搞第八代呢!”

1984年年底，在一个“论证中国的照排是否需要引进”的中国专家论证会上，除了新华社的一位技术人员以外，所有的专家都赞成必须引进。

那是怎样的日子!支撑创新者的力量，也许就是心头承载的一个民族的荣辱和一个科学家的使命。“三五年内，要把国外技术赶出中国。”王选沿着自己的方向狂奔，在终点，他看到了梦想变成现实的美妙。

几经周折仍不能解决某报社报纸的排版时效时，某外国公司的一位总裁不得不低下头。他问王选：能不能把你的专利卖给我？王选回答，这些专利是国家的。那位总裁说：回国之后，我将辞去公司总裁的职位，并且，这家公司也将不复存在。

1989年年底，在中国研制和销售激光照排系统的英国蒙纳、美国王安、HTS、日本写研等公司全部退出中国市场。

也许可以这样说，技术成就了王选的一半，而另一半归功于他对市场的敏锐判断。“如果不把研究的成果商品化，等于白研究。”1981年，王选在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计算机激光汉字照排系统时，第一次提出要把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从科学到技术再到企业，王选用方正完成了他的科学商业化尝试。

而他正是用自己的实践阐述着一个真理，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应该离市场近些再近些，离人民的需求近些再近些，人们才会把他的功劳刻在心里。因此有网友留言：“只要你读过书、看过报，你就要感谢他，就像你每天用电灯要感谢爱迪生一样。”

这样一个坚强的脊梁，上帝怎能忍心让他离去？!

一个一生对人民有益的人，一个胸怀坦荡的人，一个民族英雄。人们给了他朴实无华的褒奖。可他却“经常反问自己，我们到底对国家是有功还是有过？我们得了这么多奖，如果将来市场都被外国产品占领了，那么你的功劳在哪儿呢？国家投资到哪儿去了呢？”他因此深怀一种“负债心理”，“感觉不到有什么成就”。

类似的反问，常常出现在王选的人生选择之中。他衡量自己的标杆，是对国家的贡献；决定取舍的砝码，是国家利益。

“我知道我的优点，我知道我不行的地方，我也知道我已经60多岁了，在计算机这种新兴领域里，60岁很难跟的上技术的迅猛发展，我这个年龄容易阻碍年轻人的发展，退下来后绝不做太上皇。”作为方正的创始人，王选把机会和资金都留给了年轻人。

13年前，56岁的王选成为三院院士时说：“在高新技术领域，年轻人有明显的优势，55岁以上的专家绝对是创造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哪里有56岁的权威呢？”为了给国家造就人才，为了中国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力，他给年轻人让位，“老骥伏枥，甘为人梯”，并说“今后衡量我贡献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发现了多少年轻才俊”。深思熟虑之后，王选决定从科研一线隐退。36岁的肖建国、28岁的阳振坤和汤炽担任研究室主任。

“王选老师”，20多年来，人们发自内心地这样称呼王选，而这正是令王选无比欣慰的称呼。这位身体孱弱、一贯说话轻声轻气的科学家，只有在谈到方正年轻人的成就时，才会眉飞色舞、语调急促。媒体的描述是：“他恨不得把所有有成绩的人挨个儿称赞一番。”

有评论说，他把自己当成一个支撑点，承受着压力，却让更多的人踏着他的肩膀攀登，在临终时依然留下了“超越王选、走向世界”的遗愿。在他身后，成长起一个“团队”，他们是王选“生命”的延续，是王选能够“心安”的理由。

这样一个胸怀家国的智者，上帝怎能忍心让他离去？!

当那些耀眼的光环和荣誉足以让一个人陶醉时，一个声音却在说，“我觉得人们把我看成权威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把时态给弄错了，明明是一个过去时态，大家误以为是现在时态，甚至于以为是能主导将来方向的一个将来时态。院士者，就是他一生辛勤奋斗，做出了贡献，晚年给他一个肯定，这就是院士。所以千万不要把院士看成当前的学术权威。”

这是王选。

当他足以一言九鼎时，一个声音却在说：“鉴定会就是庆功、友好，最后大家弄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鉴定有鉴定的一套办法，使得既不丧失原则，又让被鉴定者非常的舒服。我从来不参加鉴定会，因为人家特别愿意我去参加一些我不懂的领域的鉴定会，因为我有点名气，又不懂得，这就特别有利。”

这是王选。

王选，选择的选。这个名字让他一生都在与病魔抗争，一生都在不断地放弃，不断地坚守。无数名利被弃若云烟，一个好人的底线却死死坚守。他说，“一个好的科学家或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好人，才能带领队伍。什么叫好人？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曾说过，‘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就是好人’。根据现实情况，这一标准我觉得可以再降低一点：‘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算好人’。”他甚至在谈到企业家的素质时，把“人品正”放在第一位。

“尽心力不敢矜，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无能居尊显之位。”难道古人知道今世必有王选，便早早写就这样的悼词？

这样一位方正之士，倒下，也只是换一种活法。(本报北京2月19日电)